刘菲
在众多的通讯方式中，我单单喜爱写信，这是一种庄重而略带含蓄的沟通方式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印象最深的一封信，是写给我的中学班主任，也是我的数学老师。 十年前，我正读初二，因搬家的缘故，转学到了北京东城区的一所普通中学。我从小学画，学钢琴，从初一开始，就在报纸上偶尔发些“豆腐块”，算是个出色的学生。于是，我的班主任主动要求把我放在他的班——学校唯一的教学试验班。 在原学校，我的各科成绩属中上游。可自从转了学，一切都变了，各试验教材的难度都明显高于普通班，我应接不暇。面对我不断出现的各种问题，老师的耐心被渐渐磨光了。终于有一天，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，指着我说：“我这辈子做错过两件事，其中之一就是收了刘菲做我们班的学生。”班里死一般的沉静，看着老师指着我的手，我的心跳得快让我喘不过气来了。 从此，我做错一点事，都会让老师大发脾气。曾经因为错题太多，老师让全班49位同学传看我的作业本，一个同学没看便传过去，被老师喝斥：“某某，你为什么不看，好好看看她错在哪儿！”曾经在上了一半早自习时，被老师点名：“我们班不要你了，你到教导处去吧！”走出教室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在一个十四五岁女孩子的心里，老师和家长就是天，天怎么能去反抗呢？之后，凡是和我关系好一点儿的同学都被老师叫去问为什么和我好，并下令今后不许和我再私下接触。一次次当堂呵斥，办公室里训话，请家长，去教导处……对一个正当花季的女孩子，天，已失去了颜色。 一次，老师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批评我，一向性格倔强的我，终于忍不住哭了。回到家，我用最真诚的感情写了一封长长的信。我谈到了处于我这个年龄段孩子的逆反心理，反叛情绪，也表达了对理解的渴望。第二天，我满怀希望地将信交给了老师，渴望着我们的师生关系有一个新的开始。下午第一堂课，老师拿着我的信走进教室，他狠狠地剜了我一眼后，我耳边便充斥着：“什么逆反心理，什么反叛……”那堂课，老师就那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，挥舞着我写给他的信，将我的期盼打得粉碎。我成了一个人见人躲的“差生”，我常在数学课上发抖，怕被老师呵斥、提问。就这样，我度过了昏暗的两年。 初中毕业，我被一所美术职高录取。这是一个新的开始，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，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做主持人，被同学选举为学生会宣传委员。 后来，我考取了加拿大一所大学的预科班，再到大学毕业。6年中，我接触了许多加拿大的老师，发现了加国的老师和中国老师的最大不同是：加国老师对学生信任、尊重，经常做的是赞扬和鼓励，老师和同学的关系是平等的，遇事老师会用商量的口吻说：“what do you think？（你们认为怎么样？）”而中国老师则希望领导一群乖小羊，时常“鞭策”和“教诲”，说话常用命令的口吻：“明天你们必须……” 现在，我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。毕业前夕，作为加拿大大学生代表团的成员，应邀对南美四国进行了访问，并得到了巴拿马总统的接见。今天，也许我的班主任老师已不记得我，不记得我写给他的信。但那个下午，我失去了自尊和自信，我用了整整10年，才慢慢地、一点一点地将它们找回来。也是在那个下午，我发誓，我要尊重身边的每一个人，并且尽自己的全力去理解和体谅周围的人。今天，我活得坦荡、潇洒，活得努力、认真。我要让自己告诉自己，我一直是优秀的。（《中国中学生报》3．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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