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菲
在众多的通讯方式中,我单单喜爱写信,这是一种庄重而略带含蓄的沟通方式。在我的记忆中,印象最深的一封信,是写给我的中学班主任,也是我的数学老师。 十年前,我正读初二,因搬家的缘故,转学到了北京东城区的一所普通中学。我从小学画,学钢琴,从初一开始,就在报纸上偶尔发些“豆腐块”,算是个出色的学生。于是,我的班主任主动要求把我放在他的班——学校唯一的教学试验班。 在原学校,我的各科成绩属中上游。可自从转了学,一切都变了,各试验教材的难度都明显高于普通班,我应接不暇。面对我不断出现的各种问题,老师的耐心被渐渐磨光了。终于有一天,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,指着我说:“我这辈子做错过两件事,其中之一就是收了刘菲做我们班的学生。”班里死一般的沉静,看着老师指着我的手,我的心跳得快让我喘不过气来了。 从此,我做错一点事,都会让老师大发脾气。曾经因为错题太多,老师让全班49位同学传看我的作业本,一个同学没看便传过去,被老师喝斥:“某某,你为什么不看,好好看看她错在哪儿!”曾经在上了一半早自习时,被老师点名:“我们班不要你了,你到教导处去吧!”走出教室,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在一个十四五岁女孩子的心里,老师和家长就是天,天怎么能去反抗呢?之后,凡是和我关系好一点儿的同学都被老师叫去问为什么和我好,并下令今后不许和我再私下接触。一次次当堂呵斥,办公室里训话,请家长,去教导处……对一个正当花季的女孩子,天,已失去了颜色。 一次,老师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批评我,一向性格倔强的我,终于忍不住哭了。回到家,我用最真诚的感情写了一封长长的信。我谈到了处于我这个年龄段孩子的逆反心理,反叛情绪,也表达了对理解的渴望。第二天,我满怀希望地将信交给了老师,渴望着我们的师生关系有一个新的开始。下午第一堂课,老师拿着我的信走进教室,他狠狠地剜了我一眼后,我耳边便充斥着:“什么逆反心理,什么反叛……”那堂课,老师就那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,挥舞着我写给他的信,将我的期盼打得粉碎。我成了一个人见人躲的“差生”,我常在数学课上发抖,怕被老师呵斥、提问。就这样,我度过了昏暗的两年。 初中毕业,我被一所美术职高录取。这是一个新的开始,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,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做主持人,被同学选举为学生会宣传委员。 后来,我考取了加拿大一所大学的预科班,再到大学毕业。6年中,我接触了许多加拿大的老师,发现了加国的老师和中国老师的最大不同是:加国老师对学生信任、尊重,经常做的是赞扬和鼓励,老师和同学的关系是平等的,遇事老师会用商量的口吻说:“what do you think?(你们认为怎么样?)”而中国老师则希望领导一群乖小羊,时常“鞭策”和“教诲”,说话常用命令的口吻:“明天你们必须……” 现在,我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。毕业前夕,作为加拿大大学生代表团的成员,应邀对南美四国进行了访问,并得到了巴拿马总统的接见。今天,也许我的班主任老师已不记得我,不记得我写给他的信。但那个下午,我失去了自尊和自信,我用了整整10年,才慢慢地、一点一点地将它们找回来。也是在那个下午,我发誓,我要尊重身边的每一个人,并且尽自己的全力去理解和体谅周围的人。今天,我活得坦荡、潇洒,活得努力、认真。我要让自己告诉自己,我一直是优秀的。(《中国中学生报》3.3)